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科学在和宗教的较量中全面占据了上风，甚至是大获全胜（我并没有贬低宗教的意思，相反，在心理和人生意义方面，宗教依然更优于科学）。

在古代社会，宗教不但负责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的问题，还负责解决很多世俗的技术问题。例如预测天气，请牧师或者祭司求雨，请萨满教的巫师治病等等。耶稣在传教的过程，也花了很多时间为患者治病，让盲人恢复视力，哑巴能重新开口说话。在中世纪的欧洲、埃及、中国的乡村，生病一般会找巫师。但在现代社会，即使罗马教皇生病，也会寻求于高级别的医院，而非仅仅祈祷而已。在中国最落后的乡村，人们生病也会去寻求医生，而较少通过巫师。宗教之所以输掉了大量的地盘，主要是在天气预测、农业、医疗等方面表现较差。各种祭司、神职人员以及大师们真正的专长并不是求雨、预言，而一直是在寻找合理的解释。在跳舞祈雨失败后，祭司们需要找到更合理的解释，让人们继续相信神。正因为宗教人士太注重诠释，所以和科学的较量中很容易处于劣势。科学家们虽然经常也投机取巧或者扭曲证据，但是说到底，科学本身还是更愿意承认失败。由于宗教总是“诠释”，所以逐渐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信众。所谓的“科学精神”，是勇敢的承认无知和认知有限。科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无知到“知道”的过程。目前的科学认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依然是一个不断更新认知的过程。有很多原先信奉科学的人士也由“科学精神”转化为“科学迷信”，不承认自己无知，以及科学目前也存在很多“无知”，非得用暂时的“有知”解释前还认识不到的“无知”。

我一直以为，中医本身没有问题，大道至简，理论系统全局，从自然观来认知人类，采用的全是自然疗法。但中医现在发展的境况的确不太良好，总体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1.复古主义占据了中医的很大一部分。复古主义坚持中医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语言体系，不应该向现代妥协。可是现代化的列车已经在带着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前进。如果复古主义者不拒绝使用手机、不拒绝坐飞机和高铁，那也应该接受中医的现代化。中医的精华内容和巅峰浓缩在《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当中。《黄帝内经》大概有2500多年的历史，《伤寒论》也有1800多年的历史。其语言体系和思维系统远比现代科学体系更早。将现代科学体系转化为古代的语言体系和思维体系转化为古代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很大的一部分复古主义者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不客观或者片面夸大中医的疗效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中医。

2.在大部分民间中医中，真正理论水平高的人并不多，绝大部分民间中医仅凭一小绝招行医，疗效稳定的民间中医少之又少。而且为了谋生，把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藏着掖着”，不肯让大多数人知道，更谈不上弘扬中医的心愿。前些年火神派的风行，反应了民间中医由于理论缺失“急于抱佛脚”的心态。很多人把滥用附子造成的不良后果误认为是“排病反应”。

3.学院派的中医由于教育西化的原因，已经变得“不伦不类”。大学中医教材把阴阳五行和经络脏腑简单归纳为古人认识世界的经验，而非从宇宙、自然和地理的角度去揭示人类的自然属性，给学生先入为主的造成了“中医不科学”的概念，而仅仅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朴素哲学观点。实际上，《黄帝内经》的核心讲述了地球在宇宙中的运行规律以及天体间的相对规律，正是这些规律以及地球的地理因素，才形成了人类和人类现在的脏腑结构以及功能结构。《黄帝内经》、以及在《黄帝内经》原则指导下形成的《伤寒杂病论》这些原则和自然法则，恰恰被现代的中医教学给严重“忽略”了。由于学院派的医生呆在“舒服”的“体制”环境中，在医院中受到西医的影响较大。本质上缺乏提高医术的动力，绝大部分体制内的中医逐渐对中医丧失了兴趣，从本质上不相信中医能治病，更不相信中医能治大病。

4.和西医相比较，中医更不团结，喜欢“窝里斗”。现代西医从体系设计、人机界面设计、客户心理分析、以及商业模式分析，从诊疗、体检、药物制造、营销、交付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起的巨大产业链。不仅如此，商业模式也控制研发端、教育端和话语权。世界上绝大多数西医制药、西医设备研发，包括技术研究由西医既得利益集团投资。不仅如此，中国的现在医学官员，掌握话语权的院士、教授，基本上都有留美、留英的经历。没有这样的经历，“土生土长”的学者很难走到话语权的顶端。过去的经历和经验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导向。笔者拜访了很多中医界的大师和学者，绝大部分中医“大师”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最好的，沉迷于“孤芳自赏”当中，幻想可以用一己之力可以拯救“中医”。

5.中医没有形成与时代接轨的语言，而西医却高度关注和时代接轨。中医界的讨论，一旦有了学术争论，都会追溯到《黄帝内经》中。譬如本次的新冠肺炎，传统狭义伤寒派和温病派都从《黄帝内经》中找到论据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找到依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狭义伤寒派说，《内经》明确说了本次疫情是伤寒，“病温”则理解为是发烧的现象；而温病派则坚持认为是温病。双方经常吵的不可开交。语言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交流工具，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很多语言体系将快速变成“历史语言和遗迹”。例如，我10岁的小孩根本不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真实含义，因为现代社会的花园小区根本不存在邻里之间的相互协作，绝大部分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不仅如此，腾讯、谷歌、现代科技、现代经济体在不断创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与之对应的语言体系。西医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本身就自觉的和现代科技融为一体，而且西医就是不断在现代科技（诊疗技术、制药、互联网、现代医学）支持下发展的。因此，西医自觉的融入了现代科学体系和语言体系，更容易被现代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而中医始终在2500年前的语境和语言体系中，我们如何能要求现代人回到2500多年以前去理解古代的语言体系和生活环境？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彻底的复古主义者真的希望回到古代吗？由于没有统一的语言体系和时代接轨的语言体系，中医界的争吵和争论依然如同夫妻吵架，缺乏真正能在同一频道沟通的语言环境。经常是不解决问题的乱吵和情绪发泄。严重影响了中医为更多的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6.笔者接触过“圆运动”、“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火神派”、“五行针灸”、“五运六气”、“性理疗愈”、“道医”等很多流派和门派，也渴望从大师那里学到“独步天下”的凌波微步。但实际发现，其效果根本没有大师们宣传和宣称的那样有效。而大师们的弟子和学员们普遍少读或者精读《黄帝内经》和《伤寒》，把大师们吹捧到超越经典的地位。

很多民间的中医大师如同中世纪的祭司、僧侣和教父那样，特别善于为自己的疗效不好寻找借口，或高谈阔论医道人心，世风日下；或指责病人业障过深；或大谈禁欲……，总之，把无效归结为病人。我时刻提醒自己，一旦有了这种观点，现有的知识便成了我们前行的栅栏、变成了禁锢我们心灵的围墙。我们就如同戴上了有色眼镜，凡是符合我的观点就可以吸收，不符合我的就要去批判。而我们反观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取得的进步，就是敢勇于颠覆过去不正确的认知。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在科学和宗教的较量中，连很多最虔诚的教徒也认识到这样的差别。很多宗教权威在越来越多的科技进步面前节节败退，正是科学的进步逐渐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毕竟，只要东西真的有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任何学问的传承和发扬在于教育和培训。我们反观历史，所有伟大的智慧者都善于使用方便法门（不同的语境和语言体系来传播知识）。佛陀可以给没有文化的村妇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可以给深入心灵的人士讲授《楞严经》；可以给善良的富人讲授《维摩经》；也可以给非常有文化的人士讲授《金刚经》。孔子的《论语》，在2500年前，很多就是生活常识和当时的科学。如果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常识来进行中医教育和培训。我们如何指望中医，这个精致的“老贵族”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并造福人类？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医教育就必须从小孩做起，学习中医可以从小孩做起，也可以从成人做起。并非一定要达到“禅定”和深入的内观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中医，也并非一定去刻意的“打通任督二脉”，也不需要中医大师“摩顶开光”才能学。《素问》和《灵枢》中描述的大多数内容就是常生活识，我们只需要观察和体验自然就能领悟其中的很多奥秘。

人类生活在自然天地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呼吸自然的空气，从自然界汲取食物和水分、排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和自然发生关系，自然界的风、热、火、湿、燥、寒，就是自然界的气候状态，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健康状况。就像房间发霉，我们自然要知道去改善通风和干燥，而不会去使劲儿盯着霉菌去仔细研究霉菌细胞构成和开发杀霉药物。如果不去改善潮湿的环境，从长远看，除霉是没有意义的，除去了很快又回来，而且越来越难除。古人不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研究微观世界上，因为他们明白，任何的微观结构都是宏观环境的缩影而已。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环境决定一切”。微观研究再多，顶多只能增加知识，并不能改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无法让我们健康。在本次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发现，中国乃至世界有那么高级的病毒研究所以及相关的学术链和产业链，投入了十分巨大科研经费，有那么多高级头衔的院士、博士。可是，在疫情面前，大家均束手无策。我们现代人最需要做的就是放弃所谓的科学主义迷信，正视和感悟眼前发生的常识。《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讲的都是科学和常识，无论是古代科学语境还是现代科学语境。我所努力的目标是：把中医变成现代人们理解的科学和常识，让她成为一门人人可以掌握的生活技能。